第十八章：聊聊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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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说康熙呢，先介绍一下吧。

    爱新觉罗玄烨，顺治帝第三子，母亲是孝康章皇后佟佳氏，清朝第四位皇帝。

    玄烨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十六岁除灭权臣鳌拜，军事上先后平三藩，收台湾，驱沙俄，征准噶尔，创立“多伦会盟”联盟蒙古。

    前文说到，康熙做过很多对老百姓很有利的事情，只要是他这位帝王所能看到听到的，都想竭力去做到。如果说他做的不到位或是不彻底，不能怪他，或者不能全部怪他。

    只要条件允许，中国古代的帝王必然趋向于君主集权，而康熙也不可能例外，我们不能苛求他在集权之中的措施如何完善，更不能要求他如何如何民主，因为关于民主一词我们本身的认知就来自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尤其是以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人，康熙逝世的时候，世界上的君主立宪国家也没有几个。

    我们不能要求康熙如何如何民主，正如我们不能要求圣人孔子为什么不会开飞机。

    首先，明朝以来，中国官场的弊端陋习已深，尤其是万历朝的东林党争为首的明代官僚集团的影响。

    其次，无论是上层还是底层的官员，其实并不是皇帝希望他们贪污腐败和鱼肉百姓的，这一点不能怪他。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些官员却是他选拔的，终究还是他所使用的。

    康熙的为人嘛，宽柔，尤其是对于“情”字的重视。宽厚本是美德，但是作为一位帝王，不应该一再的宽柔，这样只会使得原本积弊的官场更为腐败，原本没有法治的封建社会，只能寄希望于人治，而这个“人”也不治理的话，国家尤其是官场就没有纲纪了。

    康熙宠幸的最大宠臣可以说是明珠。

    明珠幼年在宫中当过侍卫，与康熙甚微亲密（比康熙年长），之后升至内务府总管、弘文院学士、刑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兼经筵讲官，调任兵部尚书。

    当年吴三桂为试探康熙圣意，自请撤藩，索额图主张留藩，明珠看出康熙心里想法，符合康熙，主张撤藩。从此以后，康熙对明珠更为喜欢，在康熙十六年的时候，把他升为武英殿大学士。

    这个时候呢，索额图是保和殿大学士，在征伐吴三桂的战役中，积累功勋，在战略上担任了参谋总长的职位（通俗的说法，因为清朝是没有参谋总长的）。明珠排挤他，逼得他在康熙十九年八月就称病辞职。康熙改任索额图为“内大臣”兼“议政大臣”，康熙二十五年让他担任“领侍卫内大臣”，康熙二十八年与俄办理外交，签下了《尼布楚条约》。

    明珠在索额图被挤出内阁以后，简直就是大权独揽，当武英殿大学士一直当到了康熙二十七年，才被御史弹劾下台。

    明珠手下有个余国柱，是其最大的走狗了。

    御史弹劾说，只要是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位置有空缺的时候，明珠和余国柱还有其他的私人，都会“展转征贿，必满其欲而后止”。明珠的财产，真的是堆得跟山一样了。

    明珠不仅“卖缺”，对于言官，还采取钳制的手段。所谓言官，那是都察院的左都御史手下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的“给事中”，与各道的“监察御史”，还有巡盐御史、巡漕御史、巡视京通各仓御史等。只要是新上任的言官，必须要来明珠这边拜访一下，名为拜访，实为“订约”，说以后给皇帝的任何奏疏，必须先给明珠观看阅览。

    明珠如此的大罪，在任何朝代都是绝对的死罪，而康熙只是免去了他大学士的职位，说“不忍加罪大臣”，不久后，明珠居然又升为“内大臣”，仍然放在自己身边，这种“恶恶而不能去”的作风，不可谓不是他的一大缺点。

    余国柱是个小人，明珠被黜的时候，他也被免职，他带着财富去江宁（南京），盖豪宅，做生意，一副恬不知耻的模样。之后被一位给事中弹劾，康熙又下令，将他逐出江宁，逐回原籍，而他所贪的赃款呢，康熙居然不予追究。

    另一个小人是徐乾学，被明珠赏识才为左都御史、刑部尚书。这个时候，康熙二十七年，湖广巡抚张汧犯了贪污的案件，押到北京受审，结果第一个供出来的就是这个徐乾学，康熙也只是允许他辞职，但保留了“领修书总裁事”，负责一些清史的修撰。

    左副都御史许三礼在康熙二十九年弹劾徐乾学说他在修书的时间里，“乘修书为名，出入禁廷，与高士奇为表里，物价沸腾，招权纳贿”。康熙主持了“部议”，认为许三礼说的没有证据，把许三礼骂了一顿。

    徐乾学或是出于心虚，或是出于惭愧，向康熙请示，离开北京，回到老家后，继续招权纳贿。他的儿子徐树敏收了嘉定知县的银子，被供了出来，案子到了康熙那边，康熙却把本应绞刑绞死的徐乾学免除绞刑，让罚了点银子匆匆了事。

    和徐树敏一起接受嘉定知县贿赂的，还有一位叫王鸿绪，也是明珠一党，以“榜眼”身份与康熙二十六年受封为左都御史。而王鸿绪的受贿，康熙也是追缴脏银而已。到了康熙三十三年，仍然将王鸿绪重用，后来这位受贿的玩意居然还能做到了户部尚书，管钱。后来因为建议里八阿哥胤禩当太子，才获罪免职。后来王鸿绪因为把万斯同的明史拿来说是自己写得，康熙又让他主编《省方盛典》。

    康熙喜欢文人，但有些太喜欢文人了，而且尤其喜欢几个无行的文人，他真应该读一读后面乾隆朝孙嘉淦的奏疏，“小人进而君子退，无它，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君子、小人共之，而且小人胜焉。”康熙着实不懂这个道理，或者说他的所行不懂这个道理。

    最无行的就是高士奇，本是一个秀才，因为写得一手好字，被康熙拿来当“南书房供奉”，被特授为“额外翰林院侍讲”，终于升为翰林院的正式少詹事。他和王鸿绪一起，向下面的各督抚、道、府、州、县的各级官员收取保护费，名为“平安钱”，保证不在皇帝面前说他们的坏话。

    由此，原本的穷酸秀才变成了大富翁，在北京有着四十多万两的家当，在家乡杭州也买了一千顷的良田，还盖个大花园在西子湖旁。

    后被御史弹劾，要求将他明正典刑，康熙也只是免职就匆匆了事。

    康熙重情，但如此的重情在历史上的各位帝王，也着实少见，或许他在传位雍正的时候，真的说了“请善待你的兄弟，不到必要的时候，不要杀害他们”这样的话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