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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处世离不开应酬，但并不是所有应酬都神清气爽，相反常常令人厌烦。面对这种矛盾，曾国藩怎样做呢？曾国藩平生以品鉴人才自诩，这主要得自他的经验和观察。他能从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透视人的品格个性。对于吃、请、送等应酬礼节，他也能从中观察人情厚薄及世风高下。
同治七年（1868）底，曾国藩以协办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勇毅侯爵、钦差大臣的多重显赫身份回到了阔别17年的京师。他的弟子黎庶昌在为其师做《年谱》时写下这样几句话：“时在廷诸臣，想望丰采，退朝之际，千官瞩目焉。”这并非夸张之词。17年前，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墨纟至从军，经十数载艰苦卓绝之努力，终于把定都金陵十数年，几乎推翻清王朝的太平天国镇压下去，这在未曾参加这场惊心动魄的朝中大臣而言，曾国藩创造了一个“神话”和“奇迹”，在朝臣的眼中，他不仅是功臣，更像是一位“英雄”。并且，十七载星移斗转，当年的高官显贵早已物是人非，对于朝中的新贵而言，无论是资历，还是功绩，他们都难以望曾国藩之项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仰视这位在宫中下马处弯着腰走下软轿的58岁的重臣曾国藩。
在京的一个多月里，曾国藩分明感受到了生命中的“辉煌”和仕途中的“得意”。他的日程排得比平时还要满，除了每天要接见十余次来访者外，他还要外出拜访各界人士。他需要太多的应酬。因为在他看来，拒绝别人则是“傲”之一端，是脱离官场、走向败落的一大忌。这里是他应酬的具体情况：
同治七年十二月廿一日，他应湖广籍官绅之邀，赴湖广会馆之宴，听戏、饮酒，自中饭后一直折腾至次日三更，才抱着疲倦不堪的身体，带着二公子纪鸿离开他十分熟悉的湖广会馆，告别各位同乡。
次日同一时间，他应各科门生公请，至文昌馆赴宴。曾国藩多次担任考试官，他的门生可谓多矣，这次六科三十余人共同宴请曾国藩。一曰癸卯四川乡试，二曰丁未汉教习，三曰己酉顺天乡试复试，四曰庚戌朝考阅卷，五曰庚戌拔贡朝考阅卷，六曰庚戌考学正学录阅卷，酒后观戏，二更归寓。
二十三日，甲午、戊戌两科同年公请，又直隶京官之大者公请，“两处各吃一顿”。
二十四日，江苏通省公请，曾国藩又赴文昌馆宴。
二十五日，应倭仁、朱、瑞三位大学士公请，曾国藩至愿学堂赴宴。……
曾国藩过去在京师做过几个部的侍郎，在地方任两江总督后节制四省，因此，凡是他做官之处，都有各部、各省公请。
对这种吃请宴送，曾国藩十分熟悉，但这次他是以主客的身份参加，当然今非昔比。请他的人一是联络感情，二是希望关照。因为曾国藩“宠眷”未衰，受朝廷倚重，他的话自然朝廷要尊重的。为巴结取悦这位重臣，有一位尚书不但在席间盛赞曾国藩所做《江忠烈神道碑》，而且还“背诵如流”，不遗一字，令曾国藩不胜感慨。
在应酬往来之际，曾国藩感受到京师远非久留之地，他感到有千手千眼在抓着他、看着他。他感到还是在外面、在地方为官自在。他在《日记》中说：“在京酒食应酬，每日疲精以徇物，远不如外省之得以自由。自问胸次，添出许多鄙俗之念，殊无谓也。”他每天拖着疲倦之躯，奔走赴宴，无非是“徇物”，即给别人面子，让别人说好话。这与他在地方为官，每天弈棋几局，倦极即睡，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他痛切地感受到人心风俗之不可改变。崇尚权势，朝野大臣们都眼盯着权势，巴结、顺从、阿谀、媚态，种种令人看不惯的东西已经几十年了，自己怎能改变呢？！但他又必须成为交际战场上的“尖兵”，才能成就一生。这就叫矛盾！
人最忌轻薄肤浅，没有内涵
自负者的性格弱点是自作聪明，其实“聪明”是人们渴求的评价，它表明具有这种评价的人，要比其他人智商高出一截。但是有些自作聪明的人，却会反被聪明误。例如自以为是、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总喜欢对别人说“不”等习惯，都是这些人常犯的错误。自作聪明的人表面上在智商上比别人有优势，实则他的危机却是非常明显的，即以自我为中心去处理人际关系。这种人的挫败随时都会发生，给这种人的忠告就是：请别自负，学会尊重每一个人！
用好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一般的小问题，而是大问题。曾国藩的用人术是：让明白人留下，让糊涂人走开。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关键在于他能否把与之有关系的人的能力，转化为自己的能力。只有时时不忘求人自辅，才能抓住时机，创造人生的辉煌。曾国藩认为，人最忌轻薄肤浅，没有内涵，几番接触，就会使人感觉俗不可耐，或令人生厌。大凡有一定学识或修养的人，都能够沉着稳练，谦谨坦荡。
曾国藩对于轻薄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他说：大凡人寡薄的品德，大约有三端最容易触犯：听到别人有恶德败行，听得娓娓不知疲倦，妒忌别人的功业和名声，庆幸别人有灾，高兴别人得祸，这是薄德的一端；人受命于天，臣受命于君，儿子受命于父，这都是有一定之数的，但有些人不能接受命运的安排，身居卑位而想尊贵，日夜自我谋划，将自己置在高明的地方，就像一块金子，冶炼时自认为是莫邪、干将一类的宝剑了，此是薄德的第二端；胸中包蕴着社会上的清清浊浊、是是非非，但不明确去表示赞成或者反对，这本来是圣人哲人的良苦用心，如果要勉强去分什么黑白，遇事就激动张扬，这是文士轻薄的习气，娼伶风流的形态，我们这些人不体察就去效仿它，动不动就区别善恶，品评高下，使优秀的人不一定能加以勉励，而低劣的人几乎没有立足之地，这是薄德的第三端。我现今老了，这三端还要加以防戒。因此曾国藩最反对幸灾乐祸、狂傲自大、妄断是非、自以为是的那些人，而他自身就是自修严谨，更多地看到别人长处的人。他尤其是一个极富怜悯心的人，一些有功业名声的人遭了灾难，即使在戎马倥偬自身难保的艰难岁月，他也绝不无动于衷，而是尽量地给予照顾。
咸丰年间，曾国藩驻守祁门，险象环生，储备极其困乏，是他一生行军中最艰难的时候。一天，忽然想起安徽那一带多有经学大师，遭受战乱，颠沛流离，生死未卜，于是派人四处寻问，生存的人给以书信，约他们来军中的幕府相见，死去的人对其家小给予抚恤，索取他们留下的文章保留。像桐城的方宗城、戴均衡，歙州的俞正燮，贵州的程鸿诏诸家大师，都靠这种帮助而脱离了险境。
跟随曾国藩从军打仗的人很多，尤其是出谋划策的幕僚和下属，都希望得到曾国藩这位“盟主”的举荐而飞黄腾达。曾国藩对下属和幕僚确也不吝举荐，但他举荐人又有条件的，那就是要确实为他干事，不怕艰苦，不讲条件。否则，他是不肯保举的。此外，还有三种人曾国藩不愿保奏，一是才高德薄名声不佳之人，一是才德平平迁升太快的人，一是个人不愿出仕者。
第一种人如周腾虎、金安清等，往往一经保举，即遭弹劾，心欲爱之，实却害之。例如，周腾虎刚受到奏保，即遭连章弹劾，遂致抑郁而死，使曾国藩大为伤感。他在1862年9月的《日记》中写道：“接少荃上海信，知周腾虎在沪沦逝。老年一膺荐牍，遽被参劾，抑郁潦倒以死。悠悠毁誉，竟足杀人，良可怜伤。”曾国藩从此接受教训，其后屡遭弹劾、名声极坏的金安清在幕中为他出力效命之时，力排众议，坚持只用其策，不用其人，并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解释说：“眉生之见憎于中外，断非无因而致。”“今若多采其言，率用其人，则弹章严旨立时交至，无益于我，反损于渠。余拟自买米外，不复录用。”
第二种人如恽世临、郭嵩焘等，皆经曾国藩直接间接地奏保，于二年之内连升三级，由道员超擢巡抚，复因名声不佳，升迁太快而被劾降调。曾国藩亦从此接受教训，待1865年10月清政府欲令李宗羲署漕运总督、丁日昌署理江苏巡抚而征询曾国藩的意见时，曾国藩即直抒己见，并提出自己的理由：认为一岁三迁已为非常之遭际。该员廉正有余，才略稍短，权领封圻未免嫌其过骤。丁日昌虽称熟悉夷务，而资格太浅。物望未浮。洋人变诈多端，非勋名素著之大臣，不足以戢其诡谋而慑其骄气。该员实难胜此重任。总之是不同意这种安排，以杜升迁太骤之弊。结果，清政府接受了曾国藩的意见，随即撤销此议。
至于第三种人，本人不愿出仕或不愿受人恩德，受保之后本人不以为恩，反成仇隙，说来颇令曾国藩伤心。虽未知其姓名，却可断定确有其事。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谈到奏保之难时说：“近世保人亦有多少为难之处。有保之而旁人不以为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不以为德反成仇隙者。余阅世已深，即荐贤亦多顾忌，非昔厚而今薄也。”这可以说是曾国藩的阅历之得，经验之谈。把“敬”、“恕”这两个字时常记在心中为人处世，应当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则小心翼翼，不论大事小事，都不敢有丝毫的疏忽。以“恕”待人，则凡事都为别人留有余地，不独自居功，有过也不推卸责任。如果能把“敬”、“恕”这两个字时常记在心中，则可以长期担当重要职责，前途不可限量。
曾国藩主张，对欺侮或欺骗自己的人不要轻易去计较。在他读书期间以及在招幕求才期间的两年广为传诵的事就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一性格特征。
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有一位同学性情褊躁，因曾国藩的书桌放在窗前，那人就说：“我读书的光线都是从窗中射来的，不是让你遮着了吗？赶快挪开！”曾国藩果然照他的话移开了。曾国藩晚上掌灯用功读书，那人又说：“平常不念书，夜深还要聒噪人吗？”曾国藩又只好低声默诵。但不久曾国藩中试举人，传报到时，那人更大怒说：“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反叫你夺去了！”在旁的同学听着不服气，就问他：“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吗？怎么能怪曾某呢？”那人说：“正因如此，才夺了我的风水。”同学们都觉得那人无理取闹，替曾国藩抱不平，但曾国藩却和颜悦色，毫不在意，劝息同学，安慰同室，无事一般，可见青年时代曾国藩的涵养和气度之一斑了。
曾国藩后来任两江总督时求才心切，因此也有被骗的时候。有一个冒充校官的人，拜访曾国藩，高谈阔论，谈笑风生，有不可一世之概，曾国藩礼贤下士，对投幕的各种人都倾心相接，但心中不喜欢说大话的人。见这个人言词伶俐，心中好奇，中间论及用人须杜绝欺骗事，其人正色大言说：“受欺不受欺，全在于自己是何种人。我纵横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别人不忍欺骗；像左公（宗棠）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而别人不欺而尚怀疑别人欺骗他，或已经被骗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国藩察人一向重条理，见此人讲了四种“欺法”，颇有道理，不禁大喜，对他说：“你可到军营中，观我所用之人。”此人应诺而出。第二天，拜见营中文武各官后，煞有介事地对曾国藩说：“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但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国藩急忙问是“何人”？此人举涂宗瀛及郭远堂以对。曾国藩又大喜称善，待为上宾。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暂时让他督造船炮。
多日后，兵卒向曾国藩报告此人挟千金逃走，请发兵追捕。曾国藩默然良久，说：“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曾国藩双手捋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边的人听到这句话，想笑又不敢笑。过了几天，曾国藩旧话重提，幕僚问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的回答高人一筹：“现今发、捻交织，此人只以骗钱计，若逼之过急，恐入敌营，为害实大。区区之金，与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此事在令人“喷饭”之余，亦足见曾国藩的“远见”与“胸襟”。
对这两件事，常人很难容忍，尤其是对那些好逞一时之勇的，人们往往认为这是懦者之举。而曾国藩的做法，正和所有成大事者的做法一样，该忍的一定要忍，不可因小失大。
获取成功性格就是在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使自己脱颖而出。那么要做到获取成功性格，首先要有这样一套本领，不要被别人的恶语破坏自己的心态，要学会在进退之间见锋芒。你别小看这一点，取大舍小，坦然应对，足见一个人是否登上获取成功性格的宝座。
一个人不可能事事都得到每个人的赞许，但是如果你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在得不到赞许时便不会感到沮丧。你应把反对意见视为一种自然现实，一种对自己的激励，因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对世事有自己的看法。
环顾我们生活的周围世界，我们会十分明显地感到一点，要想使每个人都对自己满意，这是十分困难而且不大可能的。实际上，如果有50%的人对你感到满意，这就算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了。要知道，在你周围，至少有一半人会对你说的一半以上的话提出不同意见。只要看看西方的政治竞选就够了：即使获胜者的选票占压倒多数，但也还有40%之多的人投了反对票。因此，对一般的常人来讲，不管你什么时候提出什么意见，有50%的人可能提出反对意见，这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
当你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你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他人的反对意见了。当别人对你的话提出异议时，你也不会再因此而感到情绪消沉，苛责别人或者为了赢得他人的赞许而即刻改变自己的观点。相反，你会意识到自己刚巧碰到了属于与你意见不一致的50%中的一个人。只要认识到你的每一种情感、每一个观点、每一句话或每一件事都总会遇到反对意见，那么你就可以摆脱情绪低落的困扰。当我们做事之前已经意想到某种后果，而一旦出现这种后果时，你就不会出现很大的情绪波动，或者措手不及。因此，如果你知道会有人反对你的意见，你就不会自寻烦恼，同时也就不会再将别人对你的某种观点或某种情感的否定视为对你整个人的否定。
牢记做人“三戒”
不欺人也不自欺，是曾国藩一生之本，因为这关系到一个人的忠信、廉耻。曾国藩的思想，实可用来作为修身的必备条件，作为人本质上至纯、至善、至美的追求。“骄傲”乃人生最糟糕的本性。如果把获取成功性格与骄傲简单等同，那就大错特错了。真正获取成功性格者所做的事：谦虚！曾国藩做得如何？人的一生都可能有一件两件成功的事情，而成功之后，往往会犯骄傲的毛病，曾国藩也有这样的时候，但是他却能在因骄而败之后，立即戒躁，改弦更张。曾国藩改过迁善的事，大致有如下三端。
一是戒多言。
曾国藩在今人眼中似乎是个手执羽扇、不苟言笑、沉稳木讷的君子形象。实际上这代表了他成熟时期的性格。早年的曾国藩多言健谈，爱出风头，喜于交往。他自己也深知“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也为此下定决心，减少往来，但就是难以改过。“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他还说这种心理已深入隐微，“何时能拔此根株”？
一次，窦兰泉来切磋，曾国藩并未理解好友的意思，便“词气虚矫，与人谈理”，本来是一件增益学业的事，却适得其反，二人不欢而散。《日记》中说：“彼此持论不合，反复辩诘，余内有矜气，自是特甚，反疑别人不虚心，何以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也？”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初九这一天，曾国藩四次出外，先是到岱云家为其母拜寿，本是喜庆之事，曾国藩出言不慎，弄得别人十分尴尬，宴席一散“宜速归”。随即又到何子贞家。回家后读了《兑卦》，又到岱云家吃晚饭，“席前后气浮言多”，与汤鹏讨论诗文，“多夸诞语”。当天他在《日记》中说：
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遽立崖岸，惟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辩论夸旋之人，不能遽变聋哑，惟当谈论渐低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此二习痼弊于吾心已深。前日云，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今忘之耶？以后戒多言如戒吃烟。如再妄语，明神殛之！并求不弃我者，时时以此相责。由于曾国藩好多言，自以为是，有时伤害了朋友间的感情，他与小岑间的矛盾即由此而起。他平日以小岑为知己，但偶有不合，就大发脾气，他说这完全是自己平日修养不够啊。
对此，好朋友看在眼里，但知道曾国藩的性格，都不愿相劝。只有岱云敢于揭破。点出曾国藩的三个毛病。其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膏肓也。又言予于朋友，每个恃过深，不知量而后入，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处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药石也。”
几天后，曾国藩在家为父亲祝寿，小珊也前来，席间二人的言语碰撞，客人走后，父亲与曾国藩谈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讲了一大堆给人留分寸的话。曾国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遂亲自往小珊家中表示歉意。当天的日记他总结自己有三大过：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谩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之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曾国藩的父亲看到他身上确有不少毛病，回到湖南后又立即给他去信一封，曾国藩的日记谈到了来信内容：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节欲、节劳、节饮食。又言凡人交友，只见得友不是而我是，所以今日管鲍，明日秦越，谓我与小珊有隙，是尽人欢竭人忠之过，宜速改过，走小珊处，当面自认不是。又云使气亦非保身体之道。小子读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劳逸疴痒，无刻不萦于大人之怀也。若不敬身，真禽兽矣。
岱云的话和父亲的信对曾国藩触动很大，但以后曾国藩仍重蹈旧辙。二十三年（1843）正月十九日，湖广籍的举人同学在文昌馆举行团拜，曾国藩当时主持会馆事宜，无论于公于私都应尽力招待好昔日的同学，但他“陪客时，意不属，全无肃敬之意”。他承认“应酬有必不可已者”，他如此怠慢同学，“忧悔并生”。
曾国藩检讨自己的同时，又有走向另一极端的倾向，他有意与朋友们疏远，认为不常在一起，反增加一分敬意，他又想到吕新吾的一句名言：“淡而无味，冷而可厌，亦不足取。”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不合群”。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吴竹如开导曾国藩说，交情虽然有天性投缘与否，也由尽没尽人力所决定。但说到底还是人能胜天，不能把一切“归之于数”，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积诚而致之。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自此以后，曾国藩在处事待人方面日渐成熟，他自以为是的毛病也大有改观。给人留面子这一点尤其成为以后待人交友的一个重要原则。
二是戒怒。
曾国藩早期的个人修养也并非像后来那样宠辱不惊。相反，一遇不顺就勃然大怒，脾气性格很不稳定。在他早年的《日记》中，这方面的事例颇多。
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初三日，曾国藩的二位同年来看他，饭后，下人有不如意事，国藩大发脾气，忿不可遏，歇斯底里，完全忘记自己的身份。虽经友人劝阻，仍然肆口谩骂，绝无忌惮。事后曾国藩检讨自己，又很后悔。过了几天，好友冯树堂来访云：“心中根子未尽，久必一发，发则救之无及矣。”《日记》曰：我自蓄此忿，仅自反数次，余则但知尤人。本年立志重新换一个人。才过两天，便决裂至此。虽痛哭而悔，岂有及乎！真所谓与禽兽奚择者矣。过几天，曾国藩出门拜客，又因为下人不得力，屡屡动气。说自己每日间总是“忿”字、“欲”字往复，“知而不克去，总是此志颓放耳！可恨可耻”。三月十六日，他出门拜客，在友人家吃了酒饭后，等候下人，久候未至，“大怒，不可遏抑。惩忿无功，溃决至此”。
曾国藩认识到自己性格中的缺欠，开始有意识地调整。同时，他坚持写作《治心经》以惩戒不好的东西。他的《日记》中载，六月初五日，写《治心经》反省以前之事。六月初八日，写《治心经》一本。初十日，又写《治心经》一册。
道光二十四年（1844）五月初一日，下人因事与曾国藩争辩，曾国藩又动气，一怒之下将两位下人一同开遣，“心不快者一日”，次日《日记》又说：“尚为昨事心绪烦乱。”
曾国藩性格之完善，为人处事之圆通，还是经历多次磨难后才形成的。尤其是咸丰八年再次出山后，性格大变，几乎是换了一个人。这期间，曾国藩经历了成败胜负的多次考验。
三是戒“忮”、“求”之心。
忮是妒嫉，求是贪求。
曾国藩认为，人生固然需要有理想，有追求。但追求过分，就犯了通病，即他所说的“忮”心、“求”心。“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类、势位相近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就得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就得先去求心，所谓“人能无穷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
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曾国藩说，“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遗憾的是尚未能扫除净尽。进而他认为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他说：“人必中虚，不着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心中别有私见，不敢告人，而后造伪言以欺人，若心中不着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着私物也。”
曾国藩据自己的经验得出：克服心理障碍应以“广大”二字为“常用药”。而这广大，则应把自己看得渺小，他说：“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穷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粟耳。”
曾国藩正是经常把自己摆在一个渺小的位置上来保持自己的心态平衡的。他总是感到“我不及人者多”，就是“不能与诸贤并论”的樊哙，他也认为有“不可及者二”。越是能看到自己不足而又有信心的人，就越能有所长进，就越能更多地拥有别人的长处，就会有更大的成功之可能。
曾国藩改掉缺点毛病的决心之大、意志之坚，是不多见的，对他一生性情方面的修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三个字：不自欺。他认为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无恒，无非是自欺二字作怪，自欺所以欺人。只要能做到不自欺，就任何事情都能够坚持到底并取得实效。因此，他要求自己“禁欺如火”。
为了发现和改正缺点毛病而不自欺，曾国藩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给弟弟们去信，向朋友们打招呼，请他们时常指出自己的缺点；二是记日记，借以每天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反省。一百多年过去了，当时朋友兄弟怎样指出曾国藩的缺失，我们已难察考，不过其日记中却白纸黑字，记了很多。如：季师意欲余致力于考试工夫，而余以身弱为辞，岂欺人哉？自欺而已。暴弃至此，尚可救药乎？（癸卯二月日记）
窦兰泉来，言理见商，余实未能心领其语意，而妄有所陈，自欺欺人，莫此为甚！总由心有不诚，故词气虚矫，即与人谈理，亦是自文浅陋，徇外为人，果何益哉？（壬寅十一月日记）
客来示以诗艺赞叹语不由衷，余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谓巧令……欺人自欺，灭忠信，丧廉耻，皆在于此。切戒切戒！（壬寅正月日记）
观人作应制诗而谀之，不忠不信，何以为友？圣人所谓“善柔便佞之损友”，我之谓矣。（癸卯二月日记）
人必中虚，不著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著一物。……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著私物也。（壬寅十一月日记）
言多谐谑，又不出自心中之诚，每日言语之失，真是鬼蜮情状，遑问其他？（癸卯二月日记）
昔年于慎独居敬等事，全未用功，至今衰老，毫无把握，悔之晚矣！（庚午闰十月日记）自己警告自己者，必有所为；自己欺骗自己者，必有所败。人们要盖房子，必须先打好地基，如果地基不坚，再好的房子也不能持久。如果盖的是高楼，地基能否打好就更加重要。人生的成功与修身的关系也是这样，志愿越高，就越要打好基础，越要改掉自己的缺点毛病，造就完善的人格。这个道理，“四书”之一的《大学》说得最好：“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曾国藩对这一点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说：“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家；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那么怎样才能为人生的成功打好基础呢？曾国藩提出了“悔缺”之道，即通过反省自己的缺点过错，坚决彻底地加以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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