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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获取成功性格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话题。你要明白：在社会中有比你招术高的人，有比你智力强的人，这样你要学会以柔克刚，以屈代伸。让别人不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在干什么？曾国藩是一位以柔克刚、以屈代伸的高手，吃点小亏算不得什么，关键看谁最后吃亏。这才是获取成功性格的长远之计。
从咸丰七年（1857）二月二十九日奔丧至家，到咸丰八年（1858）六月初七日再度出山由湘乡动身赴浙江，是曾国藩居家的一段时间。在这一年半当中，是曾国藩一生思想、为人处世的重大调整和转折的时刻。这段时光中，他反复而痛苦地回忆、检查自己的前半生。自入仕途，以孔孟为宗旨积极入世，对自身的修养严厉酷冷，一丝不苟；对社会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胸怀。持身严谨，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心民情，因而赢得君王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风得意。正是抱有这种信念，以一文官而白手建军、治军，五年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出生入死。但是，为什么皇上反而不信任自己？为什么上至枢垣，下至府县，都那么忌恨自己？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又日夜苦读，重阅《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希望能从这些书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然而，这些书他已读得烂熟了，重新翻读，只能找到自己过去的思维印迹，并未发现新东西。
在百思不得其解之时，曾国藩试图绕开儒家经典，到道家那里寻求“真经”。为此，他认真阅读了以前看过，但并不相信的《道德经》、《南华经》等老庄的著述。这些书名为出世之学，但曾国藩重读，却为他的立身处世指点了迷津。你看：同样为人处世，孔孟主张直率、诚实，而申韩（申不害、韩非）等法家却主张以强碰强，硬对硬，老庄则主张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河所以为百谷之王者，以其善下”。下反而是王，弱反而能强，柔则是至刚。用老子的言论对比自己过去的行事，他发觉自己处处直截了当，用的是儒家的至诚和法家的强权，表面上痛快干脆，似乎是强者，结果处处碰壁，实质上是失败，是弱者。到头来弄得上上下下到处是敌人，前前后后处处是障碍。过去也知道“大方无隅”、“大象无形”、“大巧若拙”，但一直没有真懂，所以自己的行事恰好是有隅之方，有形之象，似巧实拙。而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是无形无象、鬼斧神凿的。
自此之后，曾国藩行动做事，由前时的方正，变为后来的圆通。他自己承认，“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曾国藩这里把家居的两年自称为“大悔大悟”之年，他自认为前后行事“迥不相同”了。
曾国藩大彻大悟后的巨大改变，使他的朋友都有所感受，胡林翼就说他“无复刚方之气”。出山之前，他对清廷上下的官场习气很是反感，“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而再次出山之后“改弦易辙，稍觉相安”。其中原因人多不知，只在他的至亲密友中私下告知他自己学问思想方面的变迁，行为处世方面的变化，曾国藩个人对自己的“大彻大悟”既是痛苦的，又是满得意的。苦在被迫放弃了自己前半生的信仰与行为；得意在毕竟发现了作为处世的“真正”秘诀——“大柔非柔，至刚无刚”。
至咸丰八年（1858）六月初七日，一度抑郁不得志的曾国藩再次出山，品味了“大柔非柔，以屈求伸”这一处世哲学的妙处。出山后，曾国藩首先去见了骆秉璋和左宗棠，以期取得湘湖实力派人物的理解与支持。
的确是这样，曾国藩来长沙几天，主要是遍拜各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善化县衙他也亲自造访。堂堂湘军大帅，如此不记前嫌、谦恭有礼的举动，使长沙上下的官场人都感到再次出山的曾国藩的确像换了个人，既然曾大帅如此谦恭，他们纷纷表示全力支持湘军，消灭“长毛”。经过曾国藩的一番拜访、联络，赢得了湖南省大小官员的好评，他们表示要兵给兵、要勇给勇、要饷供饷。
经与骆秉璋、左宗棠商量，决定湘军张运兰部4000余人、萧启江部4000余人、吴国佐部1500人由曾国藩亲率入浙，首先抓紧备饷、备械。
曾国藩在长沙逗留十几天，随后乘船又到武昌。在武昌亦如长沙，衙衙拜访、官官恭问，胡林翼自不必说，武昌城里的官员也无不表示对曾国藩的支持，同湖南一样，为湘军供饷供械。随后，曾国藩沿江东下，到黄州府下游50里处的巴河，这里驻扎着彭玉麟的数营水师，湘军大将彭玉麟、杨载福、李续宾、鲍超、李元度、杨国栋、彭寿颐、曾国华等人都集中在这里，等着与曾国藩商量军机。
在彭玉麟的座船上，曾国藩与这些阔别一年多的部下见了面，他们商量了下一步的行动。曾国藩提出：湘军的最终目标是攻下江宁，所以军事重心不能离开长江两岸的数省，力量要由西向东使。石达开的南窜，我们不能让他牵着走。目前浙江紧张，只能派部分兵力，配合地方绿营监视，不能轻易言战。所以，下一步的作战方案是：曾国荃的吉字营继续围攻吉安；李续宾、彭玉麟、曾国华、鲍超等营进入安徽战场，落足点是安庆；其余部队由曾国藩本人率领，奉旨驰援浙江。
计议已定，诸军按计而行。曾国藩亲率萧启江、张运兰、吴国佐各部援浙；李续宾拨出所部朱品隆、唐义训的一千余人任曾国藩的亲兵护卫营。曾国藩命部队到江西河口集结，自己则去了南昌，拜会江西巡抚耆龄。耆龄深知曾国藩再次出山的来头，也不像陈启迈、文俊那样为难曾国藩，也主动答应为湘军供应粮草、军饷，这就使湘军基本通过了军饷难关。
咸丰八年八月（1858年9月），曾国藩命部队由河口出发到江西广信府铅山集结。此时石达开已由浙江南走福建，曾国藩率部在赣闽两省之间的弋阳、双港、金溪等地驻守，九月间，在江西建昌暂驻，准备由云际关入福建。此时，刘长佑军已驻新城，准备出关入福建，曾国藩即命张运兰、萧启江由广昌、杉关入闽，而他的大营一直驻在建昌，再未移动。
总之，曾国藩再次出山，一路顺风，完全改变了家居前的困守地位。因此，他计划一年之内全歼太平军。不料，迅猛发展的军事形势，再次打破了他的美梦。
善于掌控自己的性情
失控的性格常常表现在很多人的身上，这种人是感情的冲动者，或者说，他们最大的弱点是缺乏理性和理智。
道德品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的性格、修养、家庭以及道德训练、师友影响等因素，但是道德品质也取决于每一个人通过自我控制去调节、克制和训练。曾国藩的成功也伴随着这一过程。
曾国藩说：方今天下大乱，人人皆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人过而问焉者。于辈当自立准绳，自为墙篱，并约同志者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正是因为忍耐和自我控制，一个人的品质才臻于完美。
仕途也同样如此。在政治上，春风得意的人并非因为其天赋，而是因为其性情，并非因为其天才，而是因为其性格。如果一个人没有自我控制的能力，那么，他就会缺乏忍耐精神，他就会缺乏圆滑，那么，他就既不能管理他自己，也不能驾驭别人。虽然，忍耐通常被视做一种“缓慢”，但是，这种“缓慢”，即忍耐，是与敏捷、魄力、思维以及行动有机地结合起来的。
性情强硬可能意味着一种强烈的和容易冲动的热情。如果对这种热情不加控制，那它就会一阵阵地爆发；如果控制或将这种热情置于人们的支配下，就像将蒸汽抑制在蒸汽机之内一样，通过控制杆调整和控制其使用——它就会成为一种有益的能量资源。因此，历史上的伟大人物都是性格坚强的人，而且，他们往往能将他们的动力置于严格的管理和控制之下。
生气，生大一点，就成为“愤怒”。暴怒表现出来的状况有：找对方理论，用电话把对方痛骂一顿，立刻找人申诉，警告胁迫对方，干脆以拳头暴力解决。还有人会摔东西、捶墙、踢桌子或踢狗、骂人、大吼大叫、暴跳如雷。
当一连串的倒霉事发生时，当某些要紧的事被耽误时，当被误会、被欺负时，要不生气几乎是不可能的。
伤心的事通常也“伤身”，当一个人生气而情绪激动时，整个交感神经系统都运作了，造成瞳孔扩大，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动脉收缩，肾上腺分泌等等，甚至有人气得咬牙切齿，全身发抖……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意气用事，暴跳如雷结果害人害己，造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曾国藩把控制恼怒、愤激看做是制伏蛇蝎一样重要，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老弟来信中有遇到人就发怒，遇到事情就忧闷等话，读后极为焦急忧虑。今年以来，江苏、浙江我军攻占收复城池很多，只有金陵迟迟未攻下，且还没有把握，又饷项奇缺，不如意的事情和不入耳的言论纷至沓来。连我都愠怒郁闷以致患病，何况老弟你劳苦过甚百倍于乃兄？从春天以来，我时常担心老弟肝病发作，而老弟来信常常对此含含糊糊，直到这封信上才吐露真情。这病非药物所能治疗，一定要将一切看得开，不要烦恼，不要发怒，才能逐渐减轻病症。如蝮蛇咬了手，那么壮士就斩断自己的手，这是为了保全性命啊。我们兄弟如果想保全性命，也应该把恼怒看得和蝮蛇一样，不能不勇敢驱除。至嘱至嘱。当然，控制愤怒，不等于泼洗澡水时把孩子也泼掉一样，不可因此而去掉倔强顽强之气。因此曾国藩还说：大抵任天下之大事以气，气之郁积于中者厚，故倔强之极，不能不流为忿激。以后吾兄弟动气之时，彼此互相劝诫，存其倔强，而去其忿激，斯可耳。曾国藩还在给弟弟的信中反复强调自胜、自强、倔强之要。
他还说：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萧、陈，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自强，才可以不被人败，古语说：“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家亦如此，人亦如此，必先自败，然后人败之。因此，韩非说：“是以道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也。故曰：自胜之谓强。”
大丈夫能屈能伸
一个人如果善变，就会举重若轻，处理任何棘手的问题都会得心应手。曾国藩则是此方面的能手。
曾国藩一生沉浮，更是时时感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但是，凭借他为官的高明和精明，他还是一一应付过来了。这种应付虽然未免违拗自己的心志，但大丈夫能屈能伸，要的就是这种弹簧似的功夫。
咸丰帝死后，肃顺等八人当政，更放手把重任交托给曾国藩等人，八月二十五日一天内，清廷即以曾国藩“调度有方”，赏给他太子少保衔，以曾国荃“围攻安庆，智勇兼施”，赏给他布政使衔，记名按察使遇缺即补，曾贞干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尽先选用，并赏戴花翎，即使在三河之役中已被击毙的曾国华也加恩予谥。“一门之内，兄弟四人同日俱蒙非常之恩”，曾国藩“惊喜之余，弥深悚惧”。这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境，正是“极盛之时，每虞蹉跌”的思想的反应。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更加立志要报答清廷这种“高厚生成”之德。所以他盛赞清廷“气机之已转，世运之将亨”，谓“七月十七以后，八君子辅政，枪法尚不甚错，为从古之所难，卜中兴之有日”。但是，咸丰帝死后仅两个半月，慈禧太后等人于九月二十九日（11月1日）回到北京，第二天便伙同恭亲王奕，在英国公使卜鲁斯等侵略者的支持下，根据御史董元醇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之疏请，解除了八大臣赞襄政务的顾命。六天后，又下令斩决肃顺，赐载垣、端华自尽，穆荫发往军台效力，其余四人均革职。这次宫廷政变，史称祺祥政变，或辛酉政变。直到十一月十四日（12月15日）曾国藩才从一件奏折中得知一点消息，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骇悉赞襄政务怡亲王等俱已正法，不知是何日事，又不知犯何罪，戾罹此大戮也！”“少荃来，道京城政本之地，不知近有他变否，为之悚仄忧惶！”过了三天，即十一月十七日，曾国藩的这种忧伤恐惧的心情便稍稍缓解了，他写道：“因本日见阎丹初与李申夫书，有云赞襄大臣八人中，载垣、端华、肃顺并拿问，余五人逐出枢垣，服皇太后之英断，为自古帝王所仅见。”他没有弄清真实情况，以为肃顺未被斩决，便转而歌颂起慈禧太后来了，甚至说：“阅胜克斋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请于近支宗室王中派人辅政，皆识时之至言。”对于这次宫廷政变，曾国藩从本能的惶恐，转而变为衷心拥护了。
重拳出击让人心虚
做人必须刚正。曾国藩一生力戒沾染“贪”字，讲究做人的原则，这一点是极其可贵的。
乾隆中后期，吏治腐败问题日益突显，除了各级官吏的腐化堕落外，官场上盛行贿赂之风，而各级衙门的坐省家人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往往代替不便出面的主子出面勒索前来办事的下属官员的门包规礼，经营属员饭食，收取其押席银两，甚至借泄露消息以攫取钱财，以及代有事下属疏通关节等等，严重影响了行政的公正性。故乾隆于四十六年（1781年）五月特下谕旨，对此进行禁止：各省督抚管门家人，有向属员需索门包陋习，而司道以下家人亦相率效尤，积弊相沿，不可不力为饬禁，业经明降谕旨，令各督抚严行禁止，并著于年终汇奏一次。近又闻各省上司留待属员饭食，有押席银两一项，更不应有此等陋习，其事尤可鄙笑。直隶自高斌罢之后方无此者，可知各省为督抚者欺朕即位初政，未查及此，遂渐无忌，今亦不追问矣。
督抚等养廉甚优厚，用度宽余，即司道府厅等官所得份例亦不为薄，乃既听家人索取门包，而又收受属员押席银两，此必督抚先开其端，以致上行下效，甚属无耻，实非整饬官方之道。况上司属员宴会，本干例禁，若藉此为婪取属员之地，尤大不可。在巧于逢迎者必欣然乐就，而无力者或转以为苦，甚至力有不支者取资百姓，则更于吏治民生大有关系，自应一体严治。现再通令各省督抚，务率属员一体遵照裁改，亦入于年终汇奏。如有阳奉阴违，仍蹈故辙者，或经科道参奏，或于别事发觉，亦惟该督抚是问。曾国藩早就对清朝地方官吏腐败无能深怀不满，更不信任承办案件的胥隶、书役人员，决心于司法机关之外设置新的机构，自行审案杀人。他将过去衙门办案的“一切勘转之文，解犯之费，都行省去，宽以处分，假以便宜”，视为这些恶棍捕杀和捆送农民大开方便之门。
同时，曾国藩对被捆送者的处置，既不依照法律条文，也不需任何证据，唯土豪劣绅们的言词和要求为据。稍加讯问，立即结案，重则砍头，轻则杖毙，最轻的也要鞭之千百，使其病死狱中。当然曾国藩不辱圣命，峻法的刚挺之气也曾令某些枉佞之徒胆战，大小贪官为之忐忑，这种作风一直到他任直隶总督时还如此。我们来看曾国藩这份陈折便可略知一二：直隶风气的败坏，竟是各省所未听说过的。我到任以后，不得不大力整顿，把清理积案，停止任意摊派作为头等大事。严明法纪，违者严惩。我自认自己不是铁腕人物，就在近期的江南之治也是很宽容的，但是如今在直隶却严厉起来。那些贪官污吏有的致信来保全自己，有的坦白所为希望得到宽恕，这些都在我意料之中。我随时亲自察问，找出问题的要害以图直隶之吏治得到整肃的成效。假使一年半载风气能够稍稍好转，也就不难达到民安世平的目的。我初任直隶，就认为这里如果不采取刚猛措施就不能惩除贪官，这也是应该预先说明的。为了峻法，曾国藩敢于冒杀头死罪，犯颜上陈，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上面那道有关惩治贪官的折子，是在同治八年（1869）正月十七上奏的，而后两个月整，曾国藩又上了这样的一折，参劾直隶劣等官吏：一个多月来，我所见的官员有很多，从他们那里所听到的还是令人鼓舞的，希望从此风气能有所好转。现在我把所察罪极的十一人列单呈上，恭请圣上一看。虽说不十分确实，但是臣确实多方察问，不敢轻信旁人，不敢稍带个人成见。另外还有十几个未曾察明，等两三个月后，详细察清再据实上奏圣上。严重的仍罢官斥责，不能犯同一罪过而惩罚有所不同，案轻的令其改过自新，对他们应该重在劝诫而不在严惩，藩臬两司所开贤官与我调查相符的，我也分作两次呈圣上一看。峻法一度使曾国藩声名重创，受到朝野抨击，一时有“曾剃头”、“曾屠户”之绰号流传，无非是说他“滥杀无辜”而已，但是曾国藩没有退怯，他相信只有“挺”下去，坚持峻法，才能拯救垂危的清王朝。他在给弟弟的家信中也直书自己的看法：吏治最忌讳的，是不分青红皂白，让有德行的人寒心，不贤能的人无所畏惧。如果犯了这个过失，那么百病丛生，不可救药。韫师近日来圣上对他也有些冷淡了，如果更是事事多迁就，那么这些人更加放肆。我近日对待属下改变不明事理的做法。马上派人到三省秘密查寻，也只是革去那些特别差的人。曾国藩“挺”性十足，实施他的“峻法”，是为了大清的江山、国家的稳固。
△曾氏软硬性格之解密（一）
在最关键时刻爆发内在的力量曾国藩以刚性性格著称，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总是能够挺身而出，屡败屡战。他认为，每个人对他自己所具有的最大能力，并不完全知道，只有面临挑战自己——等到大的灾难、大的变故降临到他的头上，或是重大的责任降临到他肩上时，他的最大能力才会完全地施展出来。曾国藩的这种认识是正确的。
一切平凡的工作，比如田间劳动、在制革场中工作、贩运木材、做店员、在市镇中做临时工，都不足以唤起格兰特将军心中潜伏着的睡狮；甚至连西点军校和墨西哥战争，都不能把它唤起。如果没有美国内战的爆发，也许格兰特将军的盛名不会为人所知，也不能流传后世。
在格兰特将军的身体里，有着一种极大的力量，但是一直到美国内战爆发，才激发出他的全部潜能。
又比如说林肯，他内在的伟大力量，也不是种地、伐木、做测量员、管理店务、做执照律师所能激发的，甚至做美国的国会议员也不能激发，而直到国家危急，他担当起伟大的责任后，才激发了他那巨大的力量，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无可匹敌的大英雄。
历史上还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有一些杰出人物等到了丧失一切的境地，才激发出勇气来找生命的出路，或是等遇到了极大不幸与灾祸，甚至到了绝望而进退两难的境地，才会竭尽全力来打开新的出路。
伟大人物在最关键时刻爆发自我战胜困难的力量，这些人为了战胜一切困难，为了克服种种艰苦，才发挥出他们极大的力量，成了名垂史册的人物。
美国历史上，有许多杰出的商界人物一开始所做的事，一点也没表现出他们与众不同的才能，直到厄运毁灭了他们的产业，剥夺了他们赖以生存的一切之后，他们体内真正的力量才被完全激发出来。
许多男男女女，只有到了帮助自己的外力失掉后，只有到了在他们的生命中所认为的最宝贵的东西丧失后，只有到了他们的一切被剥夺后，他们才发现自己的真正才能。人的真正力量，往往潜伏在身体里面，而只有巨大需要的压力，才会使其完全激发出来。
人只有到了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时候，一切的外援都已丧失，才会发掘出全部的内在力量。而当一个人能够依靠外力扶助的时候，他绝对不会知道自己的真正力量。许多青年人之所以成功，竟然要归功于厄运，或是扶助他们的外力的断绝，比如亲属的死亡或失散；或是职业的丧失；或是灾祸的降临。于是他们只有自立自强，被迫去为自己奋斗！因为失去了生活的依靠，被迫奋斗的年轻人，便养成了坚毅果敢的独立作风，而人在依赖外界的扶持时，是绝对梦想不到会获得这种独立性的。
责任是最足以激发我们力量的东西。从来没有担当过负责职位的人，绝不会激发他那真正的力量。有许多身体强健的青年，却处在十分卑微、受人管束的地位，他们之所以老是处于这样的地位，其原因就在于，从来没有重大的责任交付与他们担当，这就无法激发他们最伟大的内在力量。于是，他们只是依照着人家所规划的去做，从不会想别出心裁，来表现自己的才能。
应付困难的能力和创造事业的才能，都只有在重大的责任的压力下才会激发出来。认为“有什么便表现什么”的人生哲学，不知贻误了多少年轻人。在身体里面潜伏着的巨大能力，可能会发泄出来，也可能不会发泄出来，而这完全取决于你的环境是否能激发你的能力。没有相应的环境，即使有最大的雄心和自信力，也未必能发挥最大的才能。
把重大的责任放在一个人的肩头，并迫使他走入绝境，这样情势的要求自然会把他全部的力量发挥出来，这可以促使他振奋精神，运用自己固有的能力，来完成任务。同时，其他的优良品质，比如自信、坚韧等等，也往往因责任而养成。所以，读者朋友，如果重大的责任降临到你的身上，愉快地接受它吧，它是你挑战自己、走向成功的绝好机会。
挑战是刚性性格的反映。瑟尔玛·汤普森所发现的正是耶稣诞生前500年希腊人发现的真理：“最美好的事往往也是最困难的，需要你去认真挑战。”
爱默生在20世纪再次宣称：“真正的快乐不见得是愉悦的，它多半是一种挑战自己之后获得的胜利。”没错，挑战自己会带来一种成就感，一种超越的胜利。
发明家爱迪生说：“我才不会沮丧，因为每一次错误的尝试都会把我往前更推进一步。”
挑战人生的第一步，就在于抛却一切负面、消极的想法，别一味相信自己什么都不行、是无可救药的了。你为何会这个样子？只因为曾经试过好多次不见成效，难道这就意味着自己束手无策了吗？因此，你要记住这样一句话：过去不等于未来。过去你曾怎么想、怎么做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后你要怎么想、怎么做。在驶往未来的道路上，许多人是凭借着后视镜的引导，如果你就是其中之一，那么就不免会出意外。相反的，你应放眼于现在，着眼于未来，看看有什么能使你变得更好的方法。
挑战人生的另一重要步骤，就是需要你坚持到底，为改变困境而努力不懈地奋斗。
许多人曾说过这样的话：“为了成功，我尝试了不下上千次，可就是不见成效。”你相信这句话是真的吗？别说他们没有试上100次，甚至于有没有10次都颇令人怀疑。或许有些人曾试过8次、9次，乃至于10次，但因为不见成效，结果就放弃了再尝试的念头。
成功的秘诀，就在于确认什么对你是最重要的，然后拿出实际行动，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不知道你是否听过桑德斯上校的故事？他是“肯德基炸鸡”连锁店的创办人，你可知道他是如何建立起这么成功的事业吗？因为他是生在富家的子弟，念过哈佛这样著名的高等学府，抑或是在很年轻时便投身于这门事业上？你认为是哪一个呢？
上述的答案都不是，事实上桑德斯上校在65岁的高龄时才开始从事这个事业。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他终于拿出行动来呢？因为他身无分文，且孑然一身，当他拿到生平第一张救济金支票时，金额只有105美元，内心实在是极度沮丧。他不怪这个社会，也未写信去骂国会，而是心平气和地自问：“到底我对人们能做出何种贡献呢？我有什么可以回馈的呢？”随之，他便思量起自己的所有，试图找出可为之处。
头一个浮上他心头的答案是：“很好，我拥有一份人人都曾喜欢的炸鸡秘方，不知道餐馆要不要？我这么做是否划算？”随即他又想到：“我真是笨得可以，卖掉这份秘方所赚的钱还不够我付房租呢！如果餐馆生意因此提升的话，那又该如何呢？如果上门的顾客增加，且指名要用炸鸡，或许餐馆会让我从其中提成也说不定。”
好点子固然人人都会有，但桑德斯上校就跟大多数人不一样，他不但会想，而且还知道怎样付诸行动。随之，他便挨家挨户地敲，把想法告诉每家餐馆：“我有一份上好的炸鸡秘方，如果你能采用，相信生意一定能够提升，而我希望能从增加的营业额里提成。”
很多人都当面嘲笑他：“得了吧，老家伙，若是有这么好的秘方，你干嘛还穿着这么可笑的白色服装？”这些话是否让桑德斯上校打退堂鼓呢？丝毫没有，因为他还拥有天字第一号的成功秘诀，我们称其为“能力法则”，意思是指“不懈地拿出行动”：每当你做什么事时，必得从其中好好学习，找出下次能做好的更好方法。桑德斯上校确实奉行了这条法则，从不为前一家餐馆的拒绝而懊恼，反倒用心修正说词，以更有效的方法去说服下一家餐馆。
桑德斯上校的点子最终被接受，你可知先前被拒绝了多少次吗？整整1009次之后，他才听到第一声“同意”。在过去两年时间里，他驾着自己那辆又旧又破的老爷车，足迹遍及美国每一个角落。困了就和衣睡在后座，醒来逢人便诉说他那些点子。他为人示范所炸的鸡肉，经常就是果腹的餐点，往往匆匆便解决了一顿。历经1009次的拒绝，整整两年的时间，有多少人还能够锲而不舍地继续下去呢？真是少之又少了，也无怪乎世上只有一位桑德斯上校。我们相信很难有几个人能受得了20次的拒绝，更别说100次或1000次的拒绝。然而这也就是成功的可贵之处。
如果你好好审视历史上那些成大功、立大业的人物，就会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轻易为“拒绝”所打败而退却，不达成他们的理想、目标、心愿，就绝不罢休。华特·迪斯尼为了实现建立“地球上最欢乐之地”的美梦，曾向银行融资，可是被拒绝了302次之多。现在，每年有上百万游客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迪斯尼欢乐”，这全都出于一个人的决心。
多次去尝试，凭毅力与弹性去追求所企望的目标，最终必然会得到自己所要的，可千万别在中途放弃希望。这句话说来简单，但我们相信你一定会从内心同意，就从今天起，鼓起你刚毅的性格，付出你必要的行动，哪怕只是小小的一步。
△曾氏软硬性格之解密（二）
处处争强，就会累坏自己曾国藩既有刚毅之性，也有收刚毅之心。他的可贵之处是力戒处处争强，避免让自己的风头过盛，所以应当学会做人的柔性艺术。
永争第一是绝大多数人竞争的一种性格，但成大事者不在于处处争强，而在于适当地保存实力，在最需要的地方争第一。
处处要争第一名就是争强好胜。争强好胜的性格特点如果控制得好的话，可以帮助一个人在人生的路上永葆充足的动力。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争强好胜也不例外，如果不能对它加以有效地控制的话，它也很可能会成为影响我们正确发展的一项弱点，成为我们得罪别人的罪恶之源。
有位爱尔兰人名叫欧·哈里，上过卡耐基的课。他受的教育不多，可是很爱抬杠。他当过人家的汽车司机，后来因为推销卡车，但并未成大事，来求助于卡耐基。听了几个简单的问题，卡耐基就发现他老是跟顾客争辩。如果对方挑剔他的车子，他立刻会涨红脸大声强辩。欧·哈里承认，他在口头上赢得了不少的辩论，但并没能赢得顾客。他后来对卡耐基说：“在走出人家的办公室时，我总是对自己说，我总算整了那混蛋一次。我的确整了他一次，可是我什么都没卖出去。”
卡耐基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怎样教欧·哈里说话，而着手要做的是训练他如何自制，避免争强好胜。
欧·哈里后来成了纽约怀德汽车公司的明星推销员。他是怎么成大事的呢？这是他的说法：“如果我现在走进顾客的办公室，而对方说：‘什么？怀德卡车？不好！你要送我我都不要，我要的是何赛的卡车。’我会说：‘老兄，何赛的货色的确不错，买他们的卡车绝错不了，何赛的车是优良产品。”
“这样他就无话可说了，没有抬杠的余地。如果他说何赛的车子最好，我说没错，他只有住嘴了。他总不能在我同意他的看法后，还说一下午的‘何赛车子最好’吧。我们接着不再谈何赛，而我就开始介绍怀德的优点。
“当年若是听到他那种话，我早就气得脸一阵红、一阵白了——我就会挑何赛的错，而我越挑剔别的车子不好，对方就越说它好。争辩越激烈，对方就越喜欢我竞争对手的产品。
“现在回忆起来，真不知道过去是怎么干推销的！以往我花了不少时间在抬杠上，现在我守口如瓶了，果然有效。”
正如明智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说的：“如果你老是抬杠、反驳，也许偶尔能获胜，但那只是空洞的胜利，因为你永远得不到对方的好感。”
因此，你自己要衡量一下，你是宁愿要一种字面上的、表面上的胜利，还是要别人对你的好感？
你可能有理，但要想在争论中改变别人的主意，你一切都是徒劳。
威尔逊总统任内的财政部长威廉·麦肯罗以多年政治生涯获得的经验，说了一句话：“靠争强好胜的辩论不可能使无知的人服气。”
“无知的人？”麦肯罗说得太保守、太片面了，不论对方才智如何，都不可能靠辩论改变他的想法。
比方说，所得税顾问派生，为了一笔关键性的9000元钱跟一位政府的税务员争论了一个小时。派生解释这9000元钱事实上是应收账款中的呆账，不可能收回来，所以不该收所得税。“呆账！大头鬼！”稽核员上火了，“非征不可！”
“那位稽核员非常冷酷、傲慢，而且顽固，”派生说，“任何事实和理由都没有用……我们越争执，他越顽固，所以，我决定不再同他论理，开始改变话题，说些使人愉快的话。”
派生继续说：“比起你要处理的其他重要而困难的事情，我想这实在是不足挂齿的小事。我也研究过税务问题，但那是书上的死知识，你的知识全是来自实务工作的经验。有时我真想有份像你这样的工作，那样我就会学到很多。”
这下，稽核员伸直身子，靠在椅背上，花很多时间谈论他的工作，他告诉派生他发现过许多税务上的鬼花样，他的口气慢慢友善起来。接着又谈起他的孩子，临告别的时候他说要再研究研究派生的问题，过几天会通知派生结果的。
三天后，他打电话到派生办公室，通知他那笔税决定不征了。
这位税务稽核员表现了人性最常见的弱点，他要的是一种重要人物的感觉，派生越和他争论，他越高声强调职务上的权威，但一旦对方承认了他的权威，争执自然偃旗息鼓了。有了表现自我的机会，他就变成一位有宽容态度和同情心的人了。
拿破仑的家务总管康斯坦在《拿破仑私生活拾遗》第1册73页曾写道，他常和约瑟芬打台球：“虽然我的技术不错，我总是让她赢，这样她就非常高兴。”
我们可从康斯坦的话里得到一个教训：让我们的顾客、朋友、丈夫、妻子，在琐碎的争论上赢过我们。
释迦说：“根本消恨，端赖爱止。”争强好胜不可能消除误会，只有靠技巧、协调、宽容，才能消除误会。
有一次，林肯，斥责一位和同事发生激烈争吵的青年军官，他说：“任何决心有所成就的人，绝不会在私人争执上耗时间，争执的后果，不是他所能承担得起的。而后果包括发脾气、失去自制。要在跟别人拥有相等权利的事物上，多让步一点；而那些显然是你对的事情，就让得少一点。与其跟狗争道，被它咬一口，不如让它先走。因为，就算宰了它，也治不好你的伤。”
由此看来，避免与人争胜的方法，可以以柔性艺术与人相处，大可不必处处要当第一，而是要学会让人、容人。这是一种柔软的性格，却大受人们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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